公益訴訟
台灣企業人權方案提供法律研究與諮詢服務,支持追究台灣企業責任之公益訴訟(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)。
公益訴訟又指策略性訴訟,目標是希望藉由訴訟帶來政策上等更廣大的改變,以挑戰勞工面臨的結構性脆弱處境,及其勞動權利保障不足的問題。此種情形,不僅限於台灣的勞工,對於身處台灣的移工而言更為嚴重;他們離開家鄉及親人、經歷語言隔閡、社會排除及邊緣化,並在不熟悉的環境中生活與工作,面臨更高的強迫勞動風險。
我們支持的公益訴訟
台灣企業人權方案於台灣目前正在進行的公益訴訟,涉及台灣遠洋漁業對外籍漁工的勞動權利侵害。然而,不僅是遠洋漁業,勞動權利侵害也普遍存在於台灣的製造業,以及家庭看護產業之中。這些移工長期處於結構性脆弱的環境,面臨強迫勞動的高風險,是台灣政府及企業須要正視處理的問題。
我們高度關注台灣遠洋漁業漁工的勞動權利
台灣遠洋漁業身為全球重要供應鏈的一環,理應主動成為「負責任經濟的實踐者」。隨著歐盟與美國針對涉及強迫勞動之商品,已從道德口號落實為實際的法律管制,若相關商品遭到進口禁令,不僅將造成龐大的經濟損失,更會嚴重衝擊台灣的國際聲譽。台灣遠洋漁業在全球供應鏈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,相關數據充分展現其重要性:台灣遠洋漁業年產值位居全球前三名,作業漁場遍及世界三大洋;其中,鮪延繩釣產業規模全球第一,更是全球鮪魚罐頭原料的主要供應來源。此外,秋刀魚及魷魚的年產量亦名列全球前三名。
外籍移工為台灣遠洋漁業生力軍,卻面臨強迫勞動高風險
根據台灣農業部漁業署「2025年漁業統計年報」與「2025年我國遠洋漁船外來船員數量」統計顯示,截至該年底,從事遠洋漁業的本國籍船員為 13,062 人,外籍船員則達 23,572 人,外籍船員人數已超越本國籍勞動者。外籍移工作為台灣遠洋漁業的核心勞動力,卻長期面臨嚴峻的強迫勞動風險。兼具移工與漁工雙重身分的勞動者,使他們極易落入國際勞工組織(ILO)所定義的11項強迫勞動風險指標中:包括濫用弱勢處境、欺騙、行動限制、孤立、人身暴力及性暴力、恐嚇及威脅、扣留身分文件、扣發薪資、抵債勞務、苛刻的工作及生活條件、超時加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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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台灣遠洋漁業的「刑事訴訟」及「民事訴訟」
由於遠洋漁業涉及跨國勞動、公海管轄權、龐大經濟利益及國際漁業秩序,其刑事訴訟的核心往往聚焦於「特別刑法」與「行政刑罰」,不單純只是觸犯《刑法》。所謂的「特別刑法」指針對特定身分、特定事項或特殊狀況所制定,用來補充普通《刑法》的犯罪規範,包含《人口販運防制法》、《組織犯罪防制條例》等;「行政刑罰」則指違反行政法義務,但因涉案情節較重,因此立法制定同時含有刑事處罰,包含《遠洋漁業條例》、《漁業法》等。
在整體法制中,刑事訴訟與民事訴訟經常同時或先後發生,例如:一起嚴重的強迫勞動案件,一方面面臨檢察官起訴的人口販運刑事責任;另一方面,受害漁工也可能同步提起民事訴訟,要求返還積欠的工資及相關損害賠償。不過,刑事案件可能最終檢察官認為證據不足而未起訴。此時受害人(如銪富號漁工),可以在收到「不起訴處分書」後20天內,敘明理由聲請「再議」,若再議遭駁回,可在收到駁回通知的10天內,委任律師向地方法院刑事庭聲請「交付審判」。
刑事訴訟
刑事訴訟須由檢察官提起「公訴」,刑事訴訟案才會正式成立。若對於判決結果不符,檢察官能再提起上訴,權利侵害的漁工也能提出「請求上訴理由狀」,提交檢察官聲請上訴。
民事訴訟
民事訴訟須由權利受損的漁工主動提出,且因民事訴訟採取「當事人進行主義」,原告須負擔舉證責任與委任律師等費用支出。在實務運作中,為降低這些訴訟障礙,法律扶助基金會與人權團體等民間單位扮演了關鍵角色,成為權利受損的勞動者提供必要的法律扶助及救濟資源的關鍵後盾。
遭受勞動權利侵害漁工們的陳述
海上勞動環境極度嚴苛,每日工時逼近 23 小時,船隻連續漂泊 10 個月未曾靠岸,更無網路對外通訊管道。 2023 年,同船夥伴 Sikry 突發重病,但船長並未即刻返港提供醫療救援,導致 Sikry 在數日後身亡。事發後,船長竟將遺體冰存於冷凍庫,命令全體船員照常捕魚達數月之久;直到全體船員群起罷工反抗,該船才被迫折返靠港。
停靠斐濟期間,港口醫療人員雖帶走 Sikry 的遺體與遺物,但後續是否完成司法相驗,船員全不知情。隨後遣返回國時,我與其他船員僅收到一份未領薪資明細,事後核算才發現,資方不僅扣押自罷工起的全數工資,更強加扣抵返國機票費用。 — Adrian
在漁船甲板上從事殺魚作業時,因浪大而將我拋撞到船上的鐵架,我跌坐在甲板上,由其他漁工扶我去休息,撞到胸口及下巴靠脖子處有傷口。船長有給我藥吃,約30分鐘後就被叫去繼續工作。持續工作到4月初靠岸前幾天,因我身體出現一些狀況,左半身無法出力,呼吸有困難,需要其他漁工餵食,才開始休息沒有工作。
我在船上的工作時間為每日16至20小時不等,要看漁獲量而定,但是最低每日工作時數至少有16小時,且曾有持續3個月每日工作16小時以上的情況,都沒有加班費用。我被拋撞受傷那次,我有提出要休息,同事也有幫忙講,但船長說是小傷而已,沒有多久,就被叫去繼續工作,直到左半邊身體無力後才讓我休息。睡覺及休息時間很短,有時都不間斷要一直工作。我沒有被毆打或虐待,但會有指責跟罵我三字經。 — 漁工E君
剛上船時,S君人很樂觀、開朗,只是船長很嚴厲,要求很高,被船長跟大副不當對待,一個禮拜後,船長的個性就顯現出來,會罵三字經,向他丟漁勾,打他之類。我只知道6月份時,在S君死亡前二日,我們在船甲板上下勾作業時,大副在上場監看,後來他走下來看到下勾的麻繩線打結,就突然用拳頭打他的脖子靠後腦的地方,很多人都有看到大副打S君,他當場倒下昏倒,二分鐘後醒來,大副罵他三字經,叫他繼續照常工作,休息時間也只有3至5小時,都沒有醫療或吃藥。
我們漁工睡的艙房是一間睡10個人,上下舖,我與他是睡正對面的上舖,他死亡當天凌晨3點,我與S君結束工作回房睡,早上7點,睡我下舖的印尼籍漁工Dio Lorenzo要叫他起床時,就發現他左手臂枕在後腦勺,人已經死亡了,我有看到他當時有一邊的鼻孔流一點深紅色血,臉色蒼白,摸他身體已經微僵硬。 — 漁工A君
「銪富號」船上居住條件極為不堪,狹窄船艙布滿臭蟲(床蝨),引發嚴重的皮膚發炎與紅疹,部分船員即使在大雨中也寧願露宿漁艙頂部。在這段毫無網路通訊且孤立無援期間,該船唯一能與外界聯繫的機會,是2024年停靠美屬薩摩亞的帕果帕果(Pago Pago)的港口,將長鰭鮪魚卸貨至 StarKis旗下的加工廠,在那之後船隻未曾於任何港口停泊。
這十五個月我們都沒有領到薪水,長期承受高額仲介費等債務,並被迫超時工作沒有休息。然而,台灣仲介公司願意支付被欠薪資的條件竟然是以「再次出海」作為威脅,宣稱唯有同意再度登船工作,才會給付四分之一的薪水。 — Masduki Priyono