公益訴訟​

台灣企業人權方案提供法律研究與諮詢服務,支持追究台灣企業責任之公益訴訟(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)。

公益訴訟又指策略性訴訟,目標是希望藉由訴訟帶來政策上等更廣大的改變,以挑戰勞工面臨的結構性脆弱處境,及其勞動權利保障不足的問題。此種情形,不僅限於台灣的勞工,對於身處台灣的移工而言更為嚴重;他們離開家鄉及親人、經歷語言隔閡、社會排除及邊緣化,並在不熟悉的環境中生活與工作,面臨更高的強迫勞動風險。

我們支持的公益訴訟

台灣企業人權方案於台灣目前正在進行的公益訴訟,涉及台灣遠洋漁業對外籍漁工的勞動權利侵害。然而,不僅是遠洋漁業,勞動權利侵害也普遍存在於台灣的製造業,以及家庭看護產業之中。這些移工長期處於結構性脆弱的環境,面臨強迫勞動的高風險,是台灣政府及企業須要正視處理的問題。

我們高度關注台灣遠洋漁業漁工的勞動權利

台灣遠洋漁業身為全球重要供應鏈的一環,理應主動成為「負責任經濟的實踐者」。隨著歐盟與美國針對涉及強迫勞動之商品,已從道德口號落實為實際的法律管制,若相關商品遭到進口禁令,不僅將造成龐大的經濟損失,更會嚴重衝擊台灣的國際聲譽。台灣遠洋漁業在全球供應鏈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,相關數據充分展現其重要性:台灣遠洋漁業年產值位居全球前三名,作業漁場遍及世界三大洋;其中,鮪延繩釣產業規模全球第一,更是全球鮪魚罐頭原料的主要供應來源。此外,秋刀魚及魷魚的年產量亦名列全球前三名。

外籍移工為台灣遠洋漁業生力軍,卻面臨強迫勞動高風險

根據台灣農業部漁業署「2025年漁業統計年報」與「2025年我國遠洋漁船外來船員數量」統計顯示,截至該年底,從事遠洋漁業的本國籍船員為 13,062 人,外籍船員則達 23,572 人,外籍船員人數已超越本國籍勞動者。外籍移工作為台灣遠洋漁業的核心勞動力,卻長期面臨嚴峻的強迫勞動風險。兼具移工與漁工雙重身分的勞動者,使他們極易落入國際勞工組織(ILO)所定義的11項強迫勞動風險指標中:包括濫用弱勢處境、欺騙、行動限制、孤立、人身暴力及性暴力、恐嚇及威脅、扣留身分文件、扣發薪資、抵債勞務、苛刻的工作及生活條件、超時加班。

Eufoo

救濟個案「銪富號」民事訴訟

2024年8月台灣遠洋漁船「銪富號」爆發雇主長期欠漁工薪資的新聞。台灣公民團體與立法委員當時舉辦記者會指出,船上10名印尼漁工長達15個月在漁船上無薪工作、長時間加班無休息,總計遭船東積欠80,850美元,約新台幣264萬元的工資。由於沒有拿到薪水,漁工們各自承擔著仲介費債務、房債、生活費等經濟負擔。

「銪富號」民事訴訟是台灣第一起挑戰《勞動基準法》不適用境外聘僱的遠洋漁工之訴訟,目前正進行到第一審第五次開庭,將於2026年11月10日下午16:10「屏東市地方法院民事庭」舉行第六次開庭。

大旺號

救濟個案「大旺號」刑事訴訟

2022年4月20日,台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布新聞稿偵辦遠洋漁船「大旺號」剝削外籍漁工案件,以違反人口販運防制法等罪起訴被告9人。檢察官認定船長、大副於海上作業期間以強暴、脅迫方式對外籍漁工勞動剝削,並以違反《人口販運防制法》等罪起訴被告船長、大副及其僱用人等共9人。

「大旺號」刑事訴訟是台灣司法首次針對非我國籍「權宜船」,以人口販運與強迫勞動罪名起訴的案件。一審判決已於2026年8月25日公告,針對涉及《人口販運防制法》及《勞動基準法》相關爭議皆宣告無罪。目前正聲請檢察官提起二審上訴。

關於台灣遠洋漁業的「刑事訴訟」及「民事訴訟」

由於遠洋漁業涉及跨國勞動、公海管轄權、龐大經濟利益及國際漁業秩序,其刑事訴訟的核心往往聚焦於「特別刑法」與「行政刑罰」,不單純只是觸犯《刑法》。所謂的「特別刑法」指針對特定身分、特定事項或特殊狀況所制定,用來補充普通《刑法》的犯罪規範,包含《人口販運防制法》、《組織犯罪防制條例》等;「行政刑罰」則指違反行政法義務,但因涉案情節較重,因此立法制定同時含有刑事處罰,包含《遠洋漁業條例》、《漁業法》等。

在整體法制中,刑事訴訟與民事訴訟經常同時或先後發生,例如:一起嚴重的強迫勞動案件,一方面面臨檢察官起訴的人口販運刑事責任;另一方面,受害漁工也可能同步提起民事訴訟,要求返還積欠的工資及相關損害賠償。不過,刑事案件可能最終檢察官認為證據不足而未起訴。此時受害人(如銪富號漁工),可以在收到「不起訴處分書」後20天內,敘明理由聲請「再議」,若再議遭駁回,可在收到駁回通知的10天內,委任律師向地方法院刑事庭聲請「交付審判」。

刑事訴訟

刑事訴訟須由檢察官提起「公訴」,刑事訴訟案才會正式成立。若對於判決結果不符,檢察官能再提起上訴,權利侵害的漁工也能提出「請求上訴理由狀」,提交檢察官聲請上訴。

民事訴訟

民事訴訟須由權利受損的漁工主動提出,且因民事訴訟採取「當事人進行主義」,原告須負擔舉證責任與委任律師等費用支出。在實務運作中,為降低這些訴訟障礙,法律扶助基金會與人權團體等民間單位扮演了關鍵角色,成為權利受損的勞動者提供必要的法律扶助及救濟資源的關鍵後盾。

遭受勞動權利侵害漁工們的陳述

Scroll to Top