撰文：吳盈瑩／台灣企業人權方案傳播及教育企劃專員
一、邱羽凡教授獲邀分享台灣政府應對強迫勞動的問題
近期全球面臨更激烈的關稅與貿易制裁，消除強迫勞動已不再是人權口號，各國政府透過進口禁令的法律制裁，遏止全球供應鏈強迫勞動行為。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科法所邱羽凡教授獲邀於2026年8月25日至8月26日為期兩天的國際線上研討會「國際公民社會關於強迫勞動進口禁令討論」(Forced Labor Import Bans: A discussion for civil society)，分享台灣政府的強迫勞動改革及對於強迫勞動的理解，可分成三部分探討：
（一）台灣政府從美國進口禁令認識強迫勞動
近期台灣政府針對所有與強迫勞動相關的改革，都與美國對台灣實施進口禁令密切相關。自2015年前左右，台灣遠洋漁船上的強迫勞動案件逐漸受到國際社會關注。然而當時台灣法律對強迫勞動的概念未明確存在，至今甚至未正式批准承認國際勞工組織（ILO）於1930 年所訂立的第29號《強迫或強制勞動公約》（ No. 29, Forced Labour Convention, 1930)。直到 2020 年首起涉及台灣人投資經營，但登記於萬那杜的遠洋權宜船「大旺號」，因強迫勞動而面臨美國進口制裁，加上國際社會對台灣遠洋漁業的施壓及公民社會的努力，行政院最終於2022 年推出《漁業與人權行動計畫》。
（二）台灣巨大機械已受國際關注，並成為各國防止強迫勞動的案例
縱使於2022年推出了《漁業與人權行動計畫》，然而強迫勞動不僅只發生於遠洋漁業，台灣的其他產業也可能面臨強迫勞動的風險。台灣政府對於強迫勞動的理解，認為就像遠洋漁船上發生的極端虐待行為，大多將其視為類似奴隸制的情況。直到 2025 年台灣自行車製造大廠巨大機械（Giant，下稱巨大）成為台灣製造業首起涉嫌強迫勞動遭受美國進口禁令，並成為國際媒體的報導，強迫勞動在台灣才成為一個更廣泛認識的議題。
在巨大案中涉及強迫勞動的移工並不一定遭受身體虐待，他們承受著沉重經濟壓力，特別是抵債勞務，讓他們難以自由轉換工作。這些移工在來到台灣工作前，通常需要支付高額的仲介費及招聘費才能獲得工作，抵達台灣後每月還需支付服務費給仲介公司，因此許多人不得不長時間工作與大量加班還債，這正凸顯國際勞工組織11項強迫勞動指標中的「 濫用弱勢處境」及「 抵債勞務」（更多強迫勞動風險指標，詳請參閱我們的《了解國際強迫勞動指標－台灣中小企業實務指南》）。
今年，勞動部首次正式承認債務與強迫勞動風險之間的關聯，發布了《企業防治強迫勞動參考指引》，提醒企業「抵債勞務」是需要特別注意的核心風險之一。然而，經查巨大的官網，美國海關及邊境保護局（CBP）目前仍尚未解除暫扣令。
（三）消除強迫勞動必須系統性改變，而非單一個案處理
不論是遠洋漁業、製造業或其他產業，台灣政府必須系統性建立防止強迫勞動的規範及救濟制度，不能只是一通1995的專線或參考指引，讓企業各自單獨面對解決。雖然台灣政府經過國際輿論及公民團體的壓力而逐漸改變，但進展依然非常有限。舉例而言：台灣的移工多數仍受約束，無法自由選擇辭職或轉換工作，他們支付各種招募費與服務費，且往往必須為了償還債務而工作。此外，台灣至今仍未批准國際勞工組織的第29號《強迫或強制勞動公約》。
另外，今（2026）年8月25日大旺號一審判出爐，只認定船東及仲介犯未經許可入國罪、船務代理負責人犯公務員登載不實罪，其餘涉犯人口販運的船長及大副，皆無罪認定。這顯示消除強迫勞動不僅在於台灣政府改革緩慢，台灣司法體系仍缺乏清晰的強迫勞動概念，法院對於如何識別強迫勞動也缺乏相應的理解。
二、進口禁令是抗衡強迫勞動的其中一種工具，但仍須訂立防止強迫勞動的制度
針對供應鏈中的強迫勞動邊境管制與貿易制裁，台灣企業人權方案成員、輔仁大學法律學院財經法律學系林映均副教授表示，供應鏈原本是企業為追求成本與效率的經營策略，但人權風險也容易隱藏在層層轉包的架構。近年各國政府開始關注供應鏈在處理全球人權議題的規範潛力，特別是透過結合邊境管制與貿易制裁，直接迫使企業改變經營型態與公司治理。當人權不再只是企業的公關宣傳或政府的政策口號，而是通往國際市場的「門票」時，正宣告著人權已全面融入全球經貿與產業戰略之中。
研討會主持人Laura Murphy教授亦認為以往「關稅」是國際貿易政策的核心，然而現在正是推動「國際強迫勞動進口禁令」成為關鍵影響力的時機。對於推動國際強迫勞動進口禁令，Laura Murphy教授表示這將會促成三贏的局面：1、保障勞工人權；2、避免消費者買到強迫勞動商品；3、建立企業良性公平競爭環境。如果不採取進口禁令等同淪為侵害人權的環節、拉低國內外的勞工勞動標準（向下競爭）、讓該國成為強迫勞動商品交易的避風港，並削弱守法且高勞動標準的企業競爭力（劣幣逐良幣）。
然而，Laura Murphy教授強調進口禁令並非唯一解藥，而是抗衡強迫勞動的其中一種工具。它不能用來替代防止強迫勞動的法律制度，例如：國內訂立完善的保障勞工相關法律、強制性的企業人權盡職調查 、組織工會的自由等。進口禁令是「最後防線」 的經濟干預，當這些常態性的制度失靈、企業違規漠視，甚至由國家主導的強迫勞動行為時，進口禁令能迫使企業或國家做出侵權行為的補救及賠償。因此禁止強迫勞動不只是國際間進口禁令的制裁，各國政府包含台灣都須要於國內制定更加完善的規範及救濟制度。
三、強迫勞動問題、進口禁令制定依靠第一線公民社會的力量
邱羽凡教授認為，公民社會及國際輿論促成台灣政府對於強迫勞動的認識。Laura Murphy教授也認為，強迫勞動進口禁令並非是從政府端憑空設計的法律制度，之所以會有這些法律制度都是由下而上第一線揭露累積而來的經驗，促成政府立法的契機。這些公民團體的調查監督、受害勞工冒著風險的舉報、工會進行的現場調查及國際社會的輿論等，這些聲音攤在媒體及大眾面前，是政府制定進口禁令及保障勞工權利相關法律的重要推動。
